從廣義的觀點來看，兩次大戰間近三十年的音樂概況或許可以視為洋溢著新古典主義傾向的時代，大體上除了荀白克與魏本的十二音技法與梅湘、巴爾托克（Bartók, B.）的獨自創作語法外，幾乎都處於復古運動中。藝術家們本著客觀主義的觀點，主張藝術作品不只是創作者本身的投影，而是一個有生命，能自我包容的有機體，因此形成藝術作品的法則不再是取自宗教、哲學與愛情故事而是來自選用題材的本質。新音樂不再如浪漫音樂一般從自然中尋找靈感而是轉向城市的幻想，隨著西方社會的機械化，機械成為力量、運動與活力的象徵。在戰後最艱苦的時期，強調的重點逐漸從精神價值轉移至肉體的價值，運動主義成為新都市精神的一個副題，芭蕾也在戰後的十年擴大了表現領域，在原始主義、機械主義、運動與芭蕾的影響下，十九世紀的浪漫不得不向二十世紀的肉體讓步，而浪漫熱潮的消退或許亦間接助長了新古典主義傾向的蓬勃發展（Machlis，1989；楊沛仁，民90）。